刘晓峰：bet36体育官的历史道路和优良传统（三）
第三个问题：bet36体育官怎样从一个以平民革命为纲领的革命政党，演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党派？
农工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主要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农工党自身也经历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1930年-1935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期（1935年-1947年）和bet36体育官时期（1947年-1949年）三个历史阶段。
农工党是由一批有理想的爱国革命者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建党时提出了“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充满伟大理想的政治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朝着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航向前进，最终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抉择，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历史道路。
农工党成立以后，开展以下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农工党成立后，邓演达积极联络反蒋力量，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农工党成立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确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并规定党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必须时刻努力去尽量吸收工农参加组织”。
二是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行动日报》等刊物，邓演达带头撰写发表文章，目的在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民运工作方面，中央先后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期成会”相当于现在的“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三是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强调“军事第一”，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对现役军人，包括黄埔出身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出身的、以及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也包括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办法。对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系实力、驻地、训练、装备等情况，都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
四是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亲自指导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18个省市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入会的黄埔同学近6000人，占当时全部黄埔毕业生（1至5期）的一半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五是联络各地的反蒋军事力量。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如陈诚、陈铭枢、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阎锡山等10多位军事将领，他们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与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将领，如邓宝珊，加入了农工党。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邓宝珊。邓宝珊，1894年出生，1968年去世，甘肃秦州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抗战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与共产党人友好合作，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以上的各项工作，即邓演达采取的五个方面的工作，都是积极有效的。经过组织联络，至1931年夏，拟响应武装起义的反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各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渐次就绪。农工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决定由邓演达任起义总指挥，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各地所有联络好的部队一齐响应。
不幸的是，由于党内叛徒告密，邓演达被抓捕，被蒋介石杀害。大批农工党骨干力量被抓捕，被羁押。武装起义没能继续实施。至此，农工党遭受到重大挫折。
2、参与策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由于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农工党领导人邓演达、黄琪翔等有很深的渊源。“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是19路军，当时黄琪翔在上海，与蔡廷锴往来密切，并积极主张19路军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之后，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协助指挥作战，策动国民党军队87、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一团参战。农工党组织了“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农工党员率领的补充一团，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作出了贡献。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为防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州、厦门一带的军事形势，农工党同志积极支持帮助19路军摸清情况，顺利换防进入福建。19路军进入福建后，黄琪翔积极策动19路军“联共反蒋”，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络，几经努力，最终由19路军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员徐名鸿，担任全权代表，与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福建事变”创造了条件。
“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农工党参与了“福建事变”的全过程，投入了能动员的所有的农工党的力量。农工党骨干聚集福建，150多人到了福建。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黄琪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武装割据政权，脱离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决裂。废除南京政府年号，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树立新的国旗。新的国旗上红、下蓝，中间是一颗黄色五角星。
用丘哲的话说，他一生参加了三次建国升旗：第一次是参加同盟会打倒满清王朝，升起国民党的旗帜；第二次是参加“福建事变”看到“中华共和国”旗帜的升起；第三次是参加新政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升起。
农工党骨干力量70多人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纲，突出体现了农工党的政治主张。比如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政权性质上主张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这与农工党的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又比如，农工党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与此相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采取“计口授田”的政策，等等。“计口授田”，是把所有的土地，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来分配，但是用的手段，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把地主的土地买过来按人口分配。
“福建事变”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农工党领导人陆续转移到香港。为积蓄力量，农工党领导人决定分散隐蔽：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西赴德国。章伯钧、何世琨、郭冠杰、李士豪等东渡日本。部分同志留在上海、北平和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留守，负责与各方联络。
3、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不管是武装倒蒋，还是“福建事变”，最终都失败了。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流亡日本的章伯钧，在东京继续团结农工党同志，联系爱国人士，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在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活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使农工党的同志深刻认识到：惟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农工党要重振组织的目的。章伯钧将这些情况函告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从德国写信给章伯钧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年夏，日军向我国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领导人由此看到抗日的希望，于1935年11月汇集香港，研究重振组织问题，召开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确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决定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决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等。
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农工党历史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我们回过头去看，1930年农工党组建的时候，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实际上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农工党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4、农工党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之后，立场坚定，为此先后开展了两次整党。
（1）第一次是1940年。这次整党的背景是：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其侵华方针也作出了调整：在军事上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在日本侵华者的政治诱降下，公开叛国投敌的。
蒋介石认为：中共及各党派在抗战中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抗日民主活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重新加强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令，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如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等。
在农工党内部，领导层对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一部分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对革命前途持悲观态度，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绝对中立”的主张。章伯钧等农工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就应当“偏向”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思想，纯洁组织，1940年春开始，章伯钧在重庆主持农工党整党，要求党员必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主张“绝对中立”者，如彭泽湘等，离开了组织，同时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农工党增强了团结。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彭泽湘。他1899年出生，1970年去世，是湖南岳阳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中共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因不接受由王明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1931年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31年加入农工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1940年秋离开农工党。1948年11月专程从香港赴北平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工作。11月7日、8日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为促成傅作义起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等。
（2）第二次整党是1947年。这时候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先后签署《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政协决议。但蒋介石坚持打内战和一党独裁的既定方针，发动全面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面临怎样对待国共两党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是走“中间路线”，还是取向“中共一边倒”的政治路线？等等，在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6年1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武力“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思想，农工党预感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47年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次会议上，改党名为bet36体育官。改党名这件事情，本来有人提出来改成“中国工农民主党”，讨论中大家说去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就说，邓演达先生组党的初衷是搞农民运动，是很看重农民运动的，建议改成“bet36体育官”。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采用了周恩来的意见。会议之后，根据大会确定的“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组织工作方针，再一次开展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方向，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
5、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bet36体育官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
农工党响应“五一口号”，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农工党长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基础，是农工党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关心、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正确的抉择，是农工党的新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农工党成为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建设新国家的崭新历史道路。
农工党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主要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农工党自身也经历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时期（1930年-1935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时期（1935年-1947年）和bet36体育官时期（1947年-1949年）三个历史阶段。
农工党是由一批有理想的爱国革命者创立的革命政党，在建党时提出了“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充满伟大理想的政治纲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朝着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航向前进，最终作出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抉择，走过了从爱国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辉的历史道路。
农工党成立以后，开展以下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1、农工党成立后，邓演达积极联络反蒋力量，开展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为目标的革命活动。
农工党成立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一是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确定组织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集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建立一个行动的组织，建立一个短小精干的组织，并规定党员“要以工农分子为主体，必须时刻努力去尽量吸收工农参加组织”。
二是开展宣传和民运工作。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革命行动》、《行动日报》等刊物，邓演达带头撰写发表文章，目的在唤起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群众，在革命纲领下面团结起来。民运工作方面，中央先后建立了现代青年社、全国农民解放同盟、全国工人俱乐部、全国商业协会、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现代学术研究社和国民会议期成会（“期成会”相当于现在的“促进会”）等群众组织，并指示各地方组织成立民运工作机构，组织和指导当地的民众运动。
三是把武装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邓演达强调“军事第一”，亲自拟定《军事运动方针》。对现役军人，包括黄埔出身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出身的、以及各军事教育机关出身的，也包括土匪等等，都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了具体对待办法。对全国各个部队的种类、派系实力、驻地、训练、装备等情况，都做了切实的调查统计。
四是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邓演达亲自指导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在18个省市设立了分会或支部，入会的黄埔同学近6000人，占当时全部黄埔毕业生（1至5期）的一半多，多数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对黄埔系学生的控制。
五是联络各地的反蒋军事力量。邓演达利用其与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以及蒋介石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联络和策反工作，如陈诚、陈铭枢、杨虎城、邓宝珊、冯玉祥、阎锡山等10多位军事将领，他们或亲自，或派代表到上海与邓演达联系，有的表示愿意响应、配合邓演达起义，有的将领，如邓宝珊，加入了农工党。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邓宝珊。邓宝珊，1894年出生，1968年去世，甘肃秦州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北伐。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抗战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与共产党人友好合作，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
以上的各项工作，即邓演达采取的五个方面的工作，都是积极有效的。经过组织联络，至1931年夏，拟响应武装起义的反蒋力量已有相当规模，各项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也渐次就绪。农工党中央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制定了武装起义计划，决定由邓演达任起义总指挥，首先攻取南昌，与此同时，各地所有联络好的部队一齐响应。
不幸的是，由于党内叛徒告密，邓演达被抓捕，被蒋介石杀害。大批农工党骨干力量被抓捕，被羁押。武装起义没能继续实施。至此，农工党遭受到重大挫折。
2、参与策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
由于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与农工党领导人邓演达、黄琪翔等有很深的渊源。“一•二八”淞沪抗战，主力是19路军，当时黄琪翔在上海，与蔡廷锴往来密切，并积极主张19路军抗日。“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之后，黄琪翔亲赴前线视察，协助指挥作战，策动国民党军队87、88师黄埔出身的军官主动请战。农工党组织了“义勇军”，编入19路军补充一团参战。农工党组织了“后援队”，为19路军提供物资支援。农工党员率领的补充一团，为“一•二八”淞沪抗战作出了贡献。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19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蔡廷锴为防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州、厦门一带的军事形势，农工党同志积极支持帮助19路军摸清情况，顺利换防进入福建。19路军进入福建后，黄琪翔积极策动19路军“联共反蒋”，并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络，几经努力，最终由19路军总部秘书长、农工党员徐名鸿，担任全权代表，与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决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为“福建事变”创造了条件。
“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农工党参与了“福建事变”的全过程，投入了能动员的所有的农工党的力量。农工党骨干聚集福建，150多人到了福建。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南校场（现在的五一广场）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黄琪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宣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立武装割据政权，脱离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决裂。废除南京政府年号，福州为中华共和国首都。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树立新的国旗。新的国旗上红、下蓝，中间是一颗黄色五角星。
用丘哲的话说，他一生参加了三次建国升旗：第一次是参加同盟会打倒满清王朝，升起国民党的旗帜；第二次是参加“福建事变”看到“中华共和国”旗帜的升起；第三次是参加新政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的升起。
农工党骨干力量70多人在“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纲，突出体现了农工党的政治主张。比如说，“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政权性质上主张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这与农工党的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是一致的。又比如，农工党一干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中提出的经济政策是：消除帝国主义者在华的经济统治势力，消灭封建的残余，在集中与干涉的两个原则下面建设国家资本主义。与此相同，“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在土地问题上采取“计口授田”的政策，等等。“计口授田”，是把所有的土地，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来分配，但是用的手段，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把地主的土地买过来按人口分配。
“福建事变”受到各地民众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但“福建事变”遭到蒋介石的军事镇压。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优势兵力的攻击下，“福建事变”终告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再一次遭受了重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农工党领导人陆续转移到香港。为积蓄力量，农工党领导人决定分散隐蔽：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西赴德国。章伯钧、何世琨、郭冠杰、李士豪等东渡日本。部分同志留在上海、北平和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留守，负责与各方联络。
3、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
不管是武装倒蒋，还是“福建事变”，最终都失败了。多次的失败与挫折，促使农工党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流亡日本的章伯钧，在东京继续团结农工党同志，联系爱国人士，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外形势交换意见，讨论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在德国的黄琪翔等，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活动。
也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奇迹般地取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使农工党的同志深刻认识到：惟有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农工党要重振组织的目的。章伯钧将这些情况函告在德国的黄琪翔，黄琪翔从德国写信给章伯钧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搞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1935年夏，日军向我国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农工党领导人由此看到抗日的希望，于1935年11月汇集香港，研究重振组织问题，召开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确立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决定响应《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决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发表了关于《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等。
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标志着农工党历史的重大转折，更重要的是完成了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我们回过头去看，1930年农工党组建的时候，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实际上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中共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农工党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4、农工党确立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之后，立场坚定，为此先后开展了两次整党。
（1）第一次是1940年。这次整党的背景是：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者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其侵华方针也作出了调整：在军事上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在日本侵华者的政治诱降下，公开叛国投敌的。
蒋介石认为：中共及各党派在抗战中取得合法地位后，通过抗日民主活动军事力量不断壮大，因此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重新加强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设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法令，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如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等等。
在农工党内部，领导层对重大原则问题的分歧也越来越大。一部分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对革命前途持悲观态度，提出“在国共之间采取超然态度，绝对中立”的主张。章伯钧等农工党绝大多数领导人对此坚决反对，认为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就应当“偏向”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思想，纯洁组织，1940年春开始，章伯钧在重庆主持农工党整党，要求党员必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奋斗到底”。主张“绝对中立”者，如彭泽湘等，离开了组织，同时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农工党增强了团结。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彭泽湘。他1899年出生，1970年去世，是湖南岳阳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中共豫陕区委宣传部长兼军事特派员，中共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等。因不接受由王明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1931年1月被开除中共党籍。1931年加入农工党，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1940年秋离开农工党。1948年11月专程从香港赴北平为争取傅作义起义做工作。11月7日、8日接连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为促成傅作义起义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等。
（2）第二次整党是1947年。这时候的背景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先后签署《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并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5项政协决议。但蒋介石坚持打内战和一党独裁的既定方针，发动全面内战。在这种形势下，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面临怎样对待国共两党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是走“中间路线”，还是取向“中共一边倒”的政治路线？等等，在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6年11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武力“打倒蒋介石”的战略指导思想，农工党预感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1947年2月，农工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这次会议上，改党名为bet36体育官。改党名这件事情，本来有人提出来改成“中国工农民主党”，讨论中大家说去征求一下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就说，邓演达先生组党的初衷是搞农民运动，是很看重农民运动的，建议改成“bet36体育官”。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采用了周恩来的意见。会议之后，根据大会确定的“整顿原有组织，进行党员登记，加速发展组织，建立组织机构”组织工作方针，再一次开展了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进一步分清是非，明确方向，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治路线。
5、作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郑重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8年5月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bet36体育官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
农工党响应“五一口号”，自觉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农工党长期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史基础，是农工党的革命先辈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找到的正确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关心、支持、帮助分不开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是正确的抉择，是农工党的新起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的和平建国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农工党成为参加人民政权的新型政党，踏上了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建设新国家的崭新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