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历史影响_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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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的发布及历史影响

来源：农工党湖北省委会　时间：2018-04-11 04:33:00　编辑：胡文生

2018年2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并共迎新春时指出，要认真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组织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重温多党合作历史，弘扬优良传统。2018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接着他再次论及“五一口号”。他说，今年是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这是他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两次论及“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

那么，70年前“五一口号”是在怎样的背景下酝酿、起草和发布的呢？“五一口号”发布后有何反响呢？“五一口号”与“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有什么历史渊源呢？笔者尝试通过梳理有关资料探讨问题的答案。

一、“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这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的本质区别，也是多党合作坚持正确方向、发挥制度效能、保持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天生的，更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的，而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的自觉选择。

中国各民主党派最初是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除农工党和致公党成立较早外，多数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们当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作为这些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愿望。它们不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因而能够同共产党合作，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多党合作，大多始于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各界人士和当时已成立的民主党派的响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都有中共同爱国民主人士合作的推动。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统一战线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后来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共同爱国民主人士携手合作，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对赢得抗战的胜利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作为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势力，在抗战胜利后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中，有的民主党派成员还存在着建立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中国社会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由各党派协商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则顽固坚持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准备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由于民心向往和平的压力和发动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不得不伪装和平，在美苏的协调下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会谈纪要》。在纪要中写道：“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与斗争，形成了5项协议。这些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否定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多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立场没有改变，1946年夏发动全面内战，随后召开伪国大，宣布民盟等为非法团体，政协决议实际上被蒋介石撕毁了。而国民党军统特务等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也使一些民主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各民主党派不承认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配合和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

二、“五一口号”的酝酿过程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共双方力量对比是有一定差距的，到1947年下半年，战局发生了对人民有利的根本变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1948年上半年“五一口号”发布前，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建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召开伪国大后的政治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筹建民主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代表了许多民主党派成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愿望和意见，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关注。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表评论，表示愿意与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携手前进。4月27日,毛泽东写信请刘仁转告张东荪、符定一,邀请他们及许德珩、吴晗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194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来到之际，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正率队驻扎在位于太行山深处涉县的东西戌村。他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一个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有什么重要事情发布。电文很快传到了西柏坡，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把来电送给周恩来，周恩来随即把电报内容报告了到达城南庄的毛泽东，当即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五一口号”起草与发布提上议事日程。

三、“五一口号”起草与发布

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送到毛泽东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和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上。思考片刻，毛泽东拿起笔来，将“五一口号”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这样初稿中第24条就成了第23条，毛泽东将其内容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这样，修改后的“五一口号”，一共23条。毛泽东的这一改动，寓意极为深刻，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与高瞻远瞩，表现了他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准确把握，对统一战线在革命进程中作用的清醒认识，对通过创建新型政党制度擘画新中国建国蓝图的谋篇布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史称城南庄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的《晋察冀日报》和5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以协商的口气提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5条作了补充。毛泽东的这封信函，表达了中共中央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团结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四、“五一口号”的热烈反响

“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第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4日，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率先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致公党、bet36体育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其他民主人士，通电响应“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声明，称响应“五一号召”“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5月8日，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目前新形势和新政协》为题，连续召开座谈会。郭沫若、章乃器等十几人发表演说，一致认为中共“五一口号”对于团结各党派，动员广大人民民主力量，促进革命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民盟的张澜和民建的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写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到上海，介绍在香港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情况。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赞同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 6月初，留港妇女界何香凝、杨美真等232人联合发表响应“五一口号”的声明；6月4日，在港的各界人士柳亚子、茅盾、章乃器等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 8月1日，毛泽东电复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希望他们迅速就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进行研讨，并尽快来解放区与中共共同协商。从8月开始，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中共党组织周密安排，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随后汇聚到和平解放的北平古都，参与新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1月22日，先期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55人联合发表题为《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的声明，明确宣告：“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绝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 “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表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广泛认同，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并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

五、“五一口号”的历史影响

“五一口号”发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标志着他们自觉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现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建的序幕。“五一口号”发布10个月后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在进驻北平途中，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为了体现与旧政协的本质区别，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新中国，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实际确立。在政权结构中，中央人民政府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有3位；政务院4名副总理，党外人士有2位；政务院下属委、部、会、院、署、行34个机构的109名正副职位，党外人士有49位。从此，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成为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1949年10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共同政治基础，开始了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及时劝止了民主党派提出的“光荣结束”之举。在建国头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对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顺利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普选的基础上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人民政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但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继续存在，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成为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中共十二大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1989年初邓小平提议专门拟定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职责的方案。经过一年的深入研讨、反复修改，中共中央在同各民主党派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于1989年12月作为中发［1989］14号文件颁布实行。这个文件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成功经验和优良传统，首次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参政党”概念。1993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正式载入宪法。2005和2006年中共中央就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继出台两个5号文件（2005年2月颁发的中发［2005］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2006年2月颁发的中发［2006］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和规律，作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回顾人民政协的光辉历程，深刻总结了人民政协65年来发展的宝贵经验，强调人民政协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明确提出做好政协工作的四条重要原则和五项基本要求，并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了深刻阐述。2015年初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新形势下开展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作出了全面部署，是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需要不需要统一战线，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以及怎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是指导统一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期间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关于统一战线的党内法规，使统战工作更加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在阐述“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方略时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时分别从利益代表、功能和效果三个维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三新”特征：“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重提70年前催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五一口号”，并首次深刻地揭示了“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的“三新”内涵与特质，为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指明了方向。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要自觉地参加“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活动，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智慧和力量。（朱书刚:农工党党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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