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是检验各党派 真革命、假革命的“试金石”
来源：农工党中央研究室 时间：2018-04-10 03:49:00 编辑：陈静
抗日战争胜利后，形成了政治路线对立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大阵营，使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斗争的中心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到1946年在国共两党之间夹着有近30 个党派。这些党派按照自己的政治见解，有的偏向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帮凶和追随者；有的偏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也有的夹在中间，忽左忽右。
1946年底，国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内战爆发，政协决议被彻底撕毁，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国民党的独裁卖国更加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在曾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关于中间路线的一场激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对国是应采取什么态度，应怎样继续开展政治斗争。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正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迫害民盟的同时，迫使各民主党派转移到香港或坚持地下斗争，为这场持续近11个月的讨论作出了最好的结论。民主党派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认清了国共两党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明确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唯一能够拯救时局拯救中国的路线，排除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明确了方向，从而为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路线和斗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中共全面的公开的合作做了必要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的决战形势已明朗，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但仍一边在军事上抵抗共产党，一边加紧对民主势力的残酷镇压，试图挽回败局。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布了“五一口号”，阐明了政治主张，提出了新中国政权的蓝图，主动邀集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因受国民党的迫害，很多人已从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继续进行民主运动。他们获悉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后，异常振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内外侨胞，盛赞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适合人民形势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表示热烈响应，并“愿与全国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下半年，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相继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李家庄。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委托中共东北局同已抵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会谈，征求意见。电告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将这份文件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意见。经反复磋商，与会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这其中包括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0个党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商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是一项既复杂又繁重的工作。按照筹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费力。经反复协商，筹委会一致同意，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虽然在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民主、争取民主的革命活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由于民主革命已经获得胜利，历史任务业已完成，劝其自愿宣告结束。
在筹备会阶段，共收到23份党派团体名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书面请求。按照筹委会组织法规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筹委会本着“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任务”的原则，经过认真甄别，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给予拒绝，劝令其组织解散或停止活动，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从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以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据当时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筹委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五一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吹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的号角，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造成腐败暴虐，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也使其帮凶和追随者——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宪党等，看到形势不妙，而偃旗息鼓，最后跟随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
历史告诉我们：“五一口号”似大浪淘沙，分清了各党派真革命、假革命的面目。真革命的党派，顺应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展现自身的先进性、进步性和革命性，必然以奋发进取、生机勃勃的姿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假革命的党派，逆潮流而动，背离人心，必然会被历史发展的滚滚大潮所淘汰。同时也说明，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是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民主党派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历史告诉我们：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是多么的及时正确。中国共产党登高一呼，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它所产生的能量，像一个巨大磁场，把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促使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民主党派听从了时代召唤，选择了这个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才有在中国政党格局中的地位，才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今天。（姜天麟）
1946年底，国内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内战爆发，政协决议被彻底撕毁，国共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国民党的独裁卖国更加变本加厉。在这种形势下，在曾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民主党派内部发生了关于中间路线的一场激烈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对国是应采取什么态度，应怎样继续开展政治斗争。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正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迫害民盟的同时，迫使各民主党派转移到香港或坚持地下斗争，为这场持续近11个月的讨论作出了最好的结论。民主党派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认清了国共两党政治路线的阶级实质，明确了只有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唯一能够拯救时局拯救中国的路线，排除了所谓“中间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明确了方向，从而为各民主党派实现政治路线和斗争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中共全面的公开的合作做了必要的充分的思想准备。
1948年上半年，国共双方的决战形势已明朗，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但仍一边在军事上抵抗共产党，一边加紧对民主势力的残酷镇压，试图挽回败局。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为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布了“五一口号”，阐明了政治主张，提出了新中国政权的蓝图，主动邀集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当时，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因受国民党的迫害，很多人已从国民党统治区前往香港继续进行民主运动。他们获悉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后，异常振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并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内外侨胞，盛赞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适合人民形势之要求，尤符合同人等之本旨”，表示热烈响应，并“愿与全国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948年下半年，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华侨代表从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相继到达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李家庄。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委托中共东北局同已抵达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7人会谈，征求意见。电告中共香港分局、上海局，将这份文件抄送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陈其尤、李章达、沈志远、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11人征求意见。经反复磋商，与会人士一致同意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共同商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这其中包括在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10个党派。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商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和名单，是一项既复杂又繁重的工作。按照筹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时常为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多方协商，斟酌再三，费时费力。经反复协商，筹委会一致同意，增加了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虽然在同共产党有密切的联系，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坚持民主、争取民主的革命活动，作出过一定贡献，由于民主革命已经获得胜利，历史任务业已完成，劝其自愿宣告结束。
在筹备会阶段，共收到23份党派团体名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书面请求。按照筹委会组织法规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得许其参加。筹委会本着“注意政治的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任务”的原则，经过认真甄别，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党派团体的与会请求，因“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等理由给予拒绝，劝令其组织解散或停止活动，仅接受部分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从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以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据当时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筹委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五一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吹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的号角，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激化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造成腐败暴虐，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政权摇摇欲坠。也使其帮凶和追随者——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宪党等，看到形势不妙，而偃旗息鼓，最后跟随着国民党跑到了台湾。
历史告诉我们：“五一口号”似大浪淘沙，分清了各党派真革命、假革命的面目。真革命的党派，顺应历史发展的自然规律，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展现自身的先进性、进步性和革命性，必然以奋发进取、生机勃勃的姿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假革命的党派，逆潮流而动，背离人心，必然会被历史发展的滚滚大潮所淘汰。同时也说明，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是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民主党派的进步性和革命性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历史告诉我们：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是多么的高瞻远瞩，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是多么的及时正确。中国共产党登高一呼，体现了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它所产生的能量，像一个巨大磁场，把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促使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民主党派听从了时代召唤，选择了这个时代，跟上了时代的步伐，符合了时代的要求，才有在中国政党格局中的地位，才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今天。（姜天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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