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两周年对敌寇的透视
来源：农工党中央研究室 时间：2017-10-11 10:01:00 编辑：胡文生
作者介绍：朱代杰（1902-1966），1925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长兼宣传科长。1937-1939年，任太原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总务厅中将厅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办公厅主任、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内容提要：本文乃朱代杰先生为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而作。是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论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专家性的全景扫描，本文占有资料详尽全面，不仅有中日两方的情况，而且引用了美、英、俄、香港等媒体报道及官方报告，甚至还获取了俘虏的供词和敌方阵亡尸体的私函和日记。全方位，多角度，大数据，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财政、民生、民情等诸方面的情势作出透彻的剖析，为日寇之必将崩溃灭亡；为中国持久抗战之必胜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民国二十六年的今天，暴敌为求满足其得寸进尺并吞中国的侵略野心，用它惯用的强盗手段，在卢沟桥发动事变，迄今已历两年，战线扩张到十余省，在这惊天动地，打破东亚历史记录的国际大战中，军备落后的被侵略的中国，在暴敌飞机大炮的摧残之下，生命财产的重大牺牲，固然无可讳言，而在另一方面，自命为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情形究竟怎样？本文的目的，即在就各方面所表现的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应该明了，此次的持久战争，绝不是日本军阀所可料想得到的，敌寇的心目中，根本看不上中国，它认为中国绝无决心和力量与它对抗，中国是它的俎上肉，尽可由它任意宰割，所以在它预想中的“七七”不过是“九一八”的重演，可以不费一兵一弹而攫取大块土地和大量富源，谁知事出意料，不独未讨得预期的便宜，且一举而铸成大错，蒙受莫大的损失。兹就其自抗战以来内部各方面所发生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分别说明如后。
一 军事方面
日寇的假想敌人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故其军备的重心也是在对苏而不在对华，据一般的估计，它在战时可能使用的兵员总额，不过二百五十万。其预定之军力分配，将以百分之七十对付苏联，百分之三十对付中国。但自战争开始迨今，其调华作战的步兵，已增至三十余师团，再加其他特种部队及在关外之部队人数约百余万，二年来之死伤数目，亦八十余万，如再将其海空军及军事工业方面的动员计算在内，合计达二百余万人，这种巨额人数的使用消耗，显然超过它的预定计划很远。换言之，因为中国坚强长期抗战的结果，使它不能不把留作进攻苏联的军备移作应付中国之用，去年七月间，张鼓峰事件发生，结果日寇不能不向苏联屈膝，这与其说是苏联的军力过于强大，使敌寇不能不有所顾忌，毋宁说是因为它的兵力在侵华战争中受了意外的牺牲和牵制，再无余力以应付苏联了。
其次日寇国内的被压迫阶级及其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朝鲜、台湾，革命和独立运动之酝酿日益剧烈，使敌人不得不配置相当军力，以资镇压，据外报记载，留守敌国内及其殖民地的部队，为数在三十万人左右，此外驻扎苏伪边境的警戒部队亦二十万人，以防万一，这些都是最少限额的要求，再没有方法抽掉了，由此可见敌寇可能武装的人员，业已用罄。所谓“增加兵力”，“动员六百万以对华”等等，不过是大言不惭的空口宣传而已！
敌寇在侵华战争发动的开初，即高唱其“速战速决”的口号，此固一方面是它自认有充分的军力，足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消灭中国实力，但同时亦足证明其本身的外实内虚，经不起长期的对华作战，所以在我二年来持久战略的原则下，早已粉碎其“速战速决”的梦想！
目前敌寇在华的军事，自表面上看，似有广大的发展，然此非仅不能佐证其军事上的胜利，反而适足为其将来失败的主要根源，因为在现有的沦陷区域，实际上敌军势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不过几个较大的城市和几条重要的交线而已，而广大的土地和一般的行政权，仍操在我手，并且到处都是我们的游击部队，随时可以袭击反攻，牵制消耗敌寇大量的军力，使其插足泥沼，进退维谷！数月前，板垣在敌会议中说:“在前方取守势，在后方取攻势”，意图在其占领区内进行所谓“扫荡”工作，使其已占领之点与线，扩充成为片与面，可是数月来的战争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扩展占领区域”反而愈扩愈小了。
两月以前，敌军由粤赣皖鄂各战场，抽调大量兵力，集中鄂北，进行其“五月的攻势”的计划，希图围攻襄樊，突破我军事根据地，占据宜昌，而威胁我首都，当时敌报谣传，谓在鄂北一带，包围华军若干万，不久即可消灭，但结果反倒遭受被我歼灭两万余人的大失败。
再就兵员补充言：近据俘虏供称，敌寇今年补充的兵员，均为预备役，极少训练，且兵役法修改后，抽丁范围扩大，据苏联消息报估计，敌国农民被征参战者，已有七八十万，这些都是年富力强的壮丁，其他工商各界被征者亦甚众，各业工作，多由妇女填补，由此可见其对于兵员的补充问题已感到极度困难，而无法解脱了。总之，单就军事而言，两年来的战果，已使敌寇走到日暮穷途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二 经济与财政
日本的国民经济，异常脆弱，其产业尤不能适应战时的军事要求，军事上所必需的资源非常贫乏，故其军需的供给，不能不仰赖于海外输入，敌农业仍保存着所谓亚细亚的特性，较之欧美的农业要多需几倍的劳力，其他各种产业部门，也都残存着封建的方式。这都是其自身具有的先天的缺点，不能适应战时需要而充分发挥其效能。
两年以来，敌国在产业上，表现惊人的衰退现象，其主要工业——棉织工业的生产额，大呈颓势，1938年棉织品的输出量，较1937年减少百分之三十，杂品输出，1935年为十亿元，去年则减为六亿元，为救济战时经济上的缺陷，敌政府曾于战争开始时，颁布临时资金调整法及输出入品临时措置法，实行战时经济统制，意图调整。但统治的结果，中小商工业所感受的困难与物质的匮乏更深，不制造军需品之工业企业，已有数万家关闭，其他苟延残喘者，处境均极悲惨。农业方面1936年来的产额为67300000担，1938年降至34100000担。1938年度蚕丝的产额，较1937年度减少百分之十四，其它农产品，因劳力不足与肥料缺乏，收入更形减少。众议员铃木于本年2月13日演说中曾谓：“生产扩充计划，不能使人无怀疑”。又谓：“类似现在的生产机构，欲厉行生产扩充，物资动员，无异缘木求鱼，徒压迫国民而已”。可见敌国产业，已极度疲落，而无法自掩了。
最堪引人注目的是军事费，从开战到1939年度终了，数达一百七十七万万元之巨。1937年度军事费为三十九万六千万元，1938年度为六十一万万元，1939年度为七十三万六千余万元，合计一百七十四万两千余万元，内中除去战事未爆发前1937年度四、五、六，三个月的一般军事费约三万五千万元外，（全年度十四万一千万元的四分之一）由战争开始至1940年三月底止，其已经支出和将要支出的正规军费有一百七十万七千余万元，其他如厚生省的伤兵医疗费和救护费；农林省的马政费；工商省的军需贸易补助费；递信省的军人恩给费和军用船舶交通费；铁道省的军用铁道交通费；内务省的征兵费和防空费；拓务省的军事性移民费；外务省的对华事变费，以及其他所谓生产扩充费等等变相的军事费用，两年中为数约七万万元，故总数为一百七十七万万元左右。
我们再看敌人税额的增加，自战争发动以来，敌国曾经三度增税，第一次是所谓华北事件特别税，增额为一亿一百万元；第二次是中国事件特别税，增额为二亿元；第三次是七十四届议会通过的，二亿元赠额，合计五亿一百万元。此外，如1938年度租税的自然增收约二亿元，与“七七”事变前夕结城藏相时代的临时增税额三亿六千万元，都是直接关系战事的增加项目，故实际租税增额当在十亿元以上。
在这种长期战争支出浩大财政拮据之际，发行公债几成为敌寇主要的救急良药，1937年度，预定发行公债总额为三十一万四千万元，1938年度，预订总额为五十六万万余元，1939年度，为五十七万万余元，这样的庞大的数目，虽经政府一再努力推销，但已消化力有限，逐年以致均有残存。1937年度预定的公债发行额中，残存九万两千九百万元，1938年度增至二十二万万以上，本年度的推销成绩，恐比过去更差，其原因不外下列两种：（一）公债推销的多寡，以国民所储资金的增减为转移，敌国去年公债消化成绩较好的原因，由于新资金的储蓄额激增，资金之所以激增，乃因其存货的资金化，即因物资统制的关系，使存货出售后，无法继续补充，以致变为储金，今后存货大减，资金的存储，自亦不会像去年而激增，从而公债的消化力亦必减退。（二）资金的存储额如不继续增加，则公债的推销率与生产力扩充的资金需要率，适成反比，即用作扩充生产事业所需的资金的数目愈大。则用以购买公债的资金愈少。敌国本年度资金的存储额已不能增加，但其生产力扩充的资金需要却较去年大增。去年民间向资金调整局请求核准的资金需要额为三十万万元，今年的请求核准额竟达五十万万元以上。这种激增的现象，自然是公债一个推销的大阻碍。
因公债的消化不良和物资一般的缺乏，敌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纸币，以应财政上之急需。于是恶性的通货膨胀，乃成为不可避免的应付办法，截至去年年底，“日本银行”的纸币发行额，已达二十八亿五百九十八万八千元，超过其他法定发行额百分之六十五以上，为迁就事实起见，遂于本年3月7日颁令将法定发行额由十七亿元增至二十二亿元，“朝鲜银行”法定发行额亦由一亿元增至一亿六千万元。“台湾银行”由五千万元增至八千万元。纸币尽管如此增加，并不能刺激工商业的活跃，一般的消费品，输出品，不独不能比例的增加，而且剧烈地减少。无论趸售或零售物价，都是一天天的飞涨，据“日本银行”的统计，日本的趸售物价指数，以1938年12月底与“七七”事变前夕比较，增加了七分。伪满的趸售物价指数，增加了十三分。零售物价还有更大三倍。这种奇特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为求适合战时的需要，将生产重心移转于重工业方面，以致日常用品的生产来源缩小，不能供应普通的生活需要了。根据1938年事业资金的分配，其中重工业及化学工业占百分之八十，矿业占百分之十七，可见敌国大部生产机关，几全变为侵略的武器制造所了。这样的产业发达，非仅不能代表社会的进步，而且相反的，是人类的死敌，罪恶的源泉！
因为战争的影响，敌国对外贸易，亦较前大减，单就对美国的贸易而论，据美商务部宣称，1938年日本输至美国的物品，较之1937年计减少37%，其中主要者，计植物油减少72%，棉织物减少93%，生丝减少12.2%，丝织品减少30%，人造丝织品减少62%，编织物减少80%，帽类减少62%。玩具减少32%，海产物减少49%。美国货物之输往敌国者，1938年较1937年减少30.5%，其中主要者，生棉减少51%，烟草减少81%，纸浆减少67%，颜料减少84%，钢铁减少66%，废铁减少56%。敌国向来是依靠它自己的轻工业产品换取美国的军用品和原料品的，然而根据上述情形，已足证明其对外贸易之衰落，轻工业产品之输出锐减，而直接影响其军用原料品之供给矣。
对外贸易之不利，影响到敌国入超的增加，据美国商务部报告，1937年其入超为三万万美金，1938年入超为五万二千五百万美金，本年之入超，将更超过去年的数目。1937年夏季以来，敌购买军用品运至美国之现金，已达四万万美金，国际财政专家估计敌现存现金，最多不过一万万美金，若目前情势不变，其存金将必须继续外流。
在讨论敌国经济财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它对华的货币政策。敌寇企图以经济手段征服中国，创造所谓“日金集体”，以破坏中国的法币政策。于1938年3月10日嗾使伪临时政府，在北平设立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无担保不兑换的伪币，希图套换法币。并宣布所有中国银行发行的南方地名纸币，在三个月内，禁止流通，北方地名纸币，在一年内，禁止流通，然当时中国方面各银行纸币在北方市场的流通额，总共有三万三千八百万元之多，而伪联合准备银行的准备金不过二千一百万元，还不到十六分之一，如何能使人安心将信用确立的法币来调换毫无信用的伪币呢。所以伪币发行的数目，始终没有进步，而套换法币之途，更无法走通，不得已，乃变本加厉，于今年3月11日起，实行禁止法币流通，傀儡政府并发布命令，指定十二种货物之输出，须先将外汇卖与伪联合准备银行和日本正金银行，意图以强制方法，迫使我民众使用伪币，并套取外汇。殊不知经济问题，绝对不是敌伪政治压力所能奏效的，所以结果反而使伪币价格日益跌落，法币价格日益高涨。据5月2日，路透电讯，“在三星期前，‘联银券’易法币，只贴水八元五角，一星期前每百元，贴水二十一元五角，至昨日增至三十三元，今日则更增至三十四元。”5月3日消息，“‘联银券’一百三十四元五角，仅能换得法币一百元。”伪币一跌再跌，结果不独敌寇夺取华北外汇的毒计，全归失败，而且因为伪币与日元维持同等之价格，伪币惨跌，使日元亦受莫大影响。5月19日，日金初跌，每元折令法币九角六分，5月20日，日金再跌，每元合法币九角二分三，5月23日，日金三跌，每元合法币八角九分五，最低时有八角八分之市价。近据上海英人出版之《金融与商业》称：“华北伪币的地位，已愈趋恶劣，主要原因，是为了伪币已不再可能兑换日元。最初伪币的发行，本来是规定随时可以兑换日元的，现在既失去了这兑换上的便利，伪币便成无所依据的废纸了，”伪寇一手支持的伪币尚不肯兑换日元，其信用可以想见。
敌寇在华北图扰乱我金融而遭失败，复于本年5月16日以南京伪组织的名义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以谋再逞，该伪行名义上虽定有资金五千万元，可是这不过是骗人的手段，实际上是十足的买空卖空的空头生意。它虽然也决定发行纸币，并声明此项纸币可以自由购买外货，但其实际意义，无非想借发行伪钞，换取我国货物，运到外国以便夺取外汇。惟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我们且拿第三者的批评和敌寇的自供来证明。财政家耿爱德氏说：“华兴银行发行可兑取外汇之纸币，其方法不外数种，一为实行统治外汇市价，此法绝难成功，故将不得不减低其外汇售价，另一为全部统制自占领区域之对外输出，暂时对于输入不加过问，惟将来所办之出口货单，必不敷人口总数甚远，将来亦必感应付困难。故无论如何，该行之成立，对于贸易将有损无益。”伪华兴银行副总裁森岛会自认相信法币之稳固性，并声明伪华兴银行无强迫禁止法币流通或减低法币信用之意，其自认者此，前途不言而喻。
三 国民生活状况
战事扩大的结果，使日本一般国民的负担增加到可怕的地步。前面已经说过，敌国的战费，从战事开始到本年度终为止，总共是一百七十七万万元。若以七千二百万人口（敌内阁统计局最近发表的数目）平均摊派。每人约负担二百四十八元，每人每年平均负担数为九十三元左右。日本每年的国民所得过去大约为一百万万元，现在因物价高涨，大约一百二十万万元左右。这个数目，如按七千二百万人口分配，每人得一百六十六元。但我们应该注意，所得七千二百万人口，其中实包括多数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弱残废与妇女。因此上面所举的重大负担，不能不全部加之于真正有生产能力的人们身上。假设日本全部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一是有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是没有生产能力的。那么上述全部人口每人平均负担的战费二百四十八元。便将变成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平均负担的数目七百四十四元，每年平均负担数则为二百七十九元。此外，还要被扣去强制储金和出征军人的慰劳费等特殊支出，亦占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至四。
从另一方面讲。因为通货的恶性膨胀与物资共给的缺乏，形成一般物价的上腾。物价上腾，便是国民生活程度提高，也就是国民负担的加重。这种情形，可以拿敌国官方所发表的统计数字来表明。
项 目 事 变 前 本年1月
总平均指数 192.5 218.9
饮食费 181.3 197.3
住居费 233.3 234.0
光热费 194.2 243.3
被服费 167.9 219.0
文化费 185.9 201.2
上列数字的比照，显然表示战后物价较战前物价一般的增高，被服费增高30%，光热费增高25.2%，饮食费增高8.8%，文化费增高8.2%，住居费增高0.3%。
我们再看日本国民收入是怎样的情形。固然，由于日本劳动力的缺乏，劳动工资指数，也较战前增加，可是远不及生计费指数和物价指数增加之速。现在把1937年7月的工资，物价，生计指数，与最近的作一比较如下。（假定1937年7月为100）
项 目 1937年7月 最近
劳动工资指数 100 110.0
生产费指数 100 113.0
零卖物价指数 100 123.4
上表所列工资指数，还只是名义上的，事实上的工资指数，比较更差得多。据敌工商省的调查，其比较如下。
项 目 1937年7月 1938年7月
生计费指数 100.0 112.2
名义工资指数 107.6 113.5
实质工资指数 100.0 94.0
这里是说明：战事发生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较多的收入，但其所换得的生活，反而远不及在战前收入较少时之为宽裕与舒适。这就是他们（劳苦阶级）在侵华战事中所得到的唯一实际收获。
目前日本民众的生活是这样的艰苦，他们吃的多半是杂粮和薯类等粗恶的食品，他们穿不起毛织或丝织的衣服，甚至连棉布也穿不起，他们买不起皮鞋，只好买木屐打赤足。他们的劳动条件较以前恶劣，工作时间较以前延长。赤贫如洗，而又失业者，数达两百万人以上。跟着这种形式的发展，下层的革命情绪，也一天一天的增长！
四 反战运动
日本国民的战争意志本来是不坚定的。他们过去完全是被一种狭隘的爱国心情和虚伪的忠君教育所蒙蔽或麻醉着。并没有和他的实际生活利益打合起来，所以在假葫芦尚未揭穿以前，他们似乎是很驯服的，可是一到揭穿之后，便会公开的向着他们的统治者反目了。
在中倭战争发生之初，敌寇自夸三个月内，便可把中国问题完全解决。当时其一般士兵和民众似乎也很相信他们的政府确有这种把握，尽管有多少厌战的心理和犹疑的态度存在，但在军阀蛮横的压制与欺骗之下，始终是潜伏着没有发作。南京失守之际，敌寇扬言国民政府的势力已被其摧毁，中国再没有力量同他继续作战，所谓中国事件，于此可告结束。敌方开到中国作战的士兵，也以为不成问题，打到南京之后，他们便有开回老家，重享其天伦之乐的希望了。不意我长期抗战的决心毫未动摇，战争的力量亦愈加充实。使敌人提早结束战争的鬼计终成泡影。至此敌政府之信心尽失，而国内民众与前线士兵反战之心理便随之而来。我们从俘获的敌兵和敌方阵亡尸体的私函和日记中常常发现这类事实。
反战的情绪随着战事的延长和牺牲的惨烈而愈益加深，反战的表示亦渐由消极的酝酿而趋于积极的行动。资将敌国反战运动的事实列举如左。
去年2月间，敌军山内旅团在淞沪登陆时实行反战；2月4日至8日，敌第三师团由南京开至江北，一部分拒绝开赴前线；4月27日敌军两千余人在苏州哗变；12月30日，敌陆军省的重要公文，被职员丁尻少将窃交反战会会长小林。此外，山西方面之敌军向我投诚者比比皆是，因反战而被军官所杀者有之，甚至陆军省内职员亦秘密加入反战会中。
到了今年，反战风潮更加澎湃，反战事实愈出愈多，1月下旬，大沽口外敌三千余陆军反战哗变，与弹压部队冲突；江阴敌军近千击杀敌司令官；上海敌军发现秘密反战组织；汉口敌军暴动未遂；2月8日驻广州之朝鲜及台湾敌兵六千余名大举暴动；13日汉口刘家庙敌兵千余人突然兵变；14日富池口敌兵二千余不愿登陆作战，与弹压部队冲突；18日无锡敌军哗变；2月底天津敌宪兵因公开发表反战言论而被枪决；3月1日大阪敌陆军军火仓库职员穿川崎义等将该仓库爆炸；3月16日广州台籍步兵四百余名，向我游击队投诚；3月18日郑州讯，修武敌军某大尉秘密组织反战同志会；3月20日敌空军在湖北沙洋散发反战传单；5月初武昌敌兵多名哗变；21日武昌黄土坡勤围之敌千余名哗变，与镇压部队发生冲突；27日长辛店敌反战分子举火，将铁道工厂焚毁；最近广州敌空军六十余名密谋反战，被扣押解回国。关于海军方面，有天津海面伊字六十二号潜艇被二等巡洋舰“北上”号撞沉；驻青岛敌驱逐舰“芙蓉”号被撞沉；出云旗舰被撞伤。
以上所举，仅及于军队方面；关于社会一般的反战事实，也还不少，兹再举其重大者如次。
前年11月，神户海员反战怠工；横滨，新泻，大阪等地工人反战作联合的示威运动；12月敌阀企图扑灭反战运动，大事搜查，被捕者千余人；去年2月神户地方因家属送新兵上轮时呼噪反战，致有千余人被捕；佐渡，足尾，秋田，青森等地，亦各先后发生猛烈的抗捐抗租及武装的反战暴动；本年2月初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河合等因反战而与敌荒木文相冲突，联名总辞职。帝大经济部学生千余罢课响应；3月6日横须贺海军军火仓库五所爆炸燃烧；3月17日，香港电讯，东京反战标语，遍贴街衢；又讯台湾农民领得枪械后纷纷哗变，朝鲜方面亦有同样暴动；19日大阪棉花会社及小仓市邮局纪念病院被焚，木浦府朝鲜清津均起火；同时东京焚毁工厂十余家；4月25日东京大岘町兵工厂被毁，他如左派各党纷纷组织反战团体；乡民因征兵而到处放火；慰劳袋中发现反战传单，以及最近敌国和朝鲜各地方反战事件层见迭出，不胜枚举，凡此种种，无一不是革命危机的征兆。
反战的行动已普遍的表现于敌国的各界与各层。此种情形发展到现在，已使横暴的敌阀穷于应付，不胜防范。虽然规定了所谓“叛乱，卖国，失职，抗命，暴行，及威胁，侮辱，逃亡，破坏军用品，掠夺，藏匿或放纵俘虏违令，”等八十余条新的罪名，但仅足表示敌阀发在精神上已失却统驭士兵的能力，而不得不以严酷的法令，作其最后之护身符了。今后战争还在无限期地进行着，敌国军民的痛苦将继续加深，因而反战浪潮，也只会一天天的高涨，而无法消弭。
五 政治危机
敌寇军事的失败，经济财政的枯竭，反战运动的发展，与夫国内各种的矛盾，造成了政治上的总危机，政府的统治力，已极感脆弱，因而内部分歧，政见不一，就兹其大概情况，述之如后：
一般以为敌国政府是全被法西斯派所把持，但实际上元老重臣仍是一个显著的控制势力，二者都是侵略魔鬼，惟其鬼计不同，因而彼此分歧，常常发生摩擦与暗斗。
“5.15”事件后，虽军阀当权，政党失势，可是在民众方面，政党仍保持着广大的势力，而且在议会中经常占着多数。近卫文麿挂着缓和政党与政府冲突的招牌，主持内阁，然以无法解决侵华战争，竟遭议会的强烈反感，不得不挂冠而去。去年第七十三届议会时，关于总动员法案及电力国营问题，议会和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政民两党的中央部被法西斯占据。社会大众党首领安部矶雄，被暴徒凶辱。此均为政府与政党不能融洽的显著例证。
平沼入阁更是极滑稽的一件事。他本来是“国本社”的首领，早与军阀相勾结，以图获得政权。然以元老派视其为危险人物，使他不容易达到目的。近年来故意改变态度，将“国本社”解散，以求取信于元老重臣，于是在今春近卫塌台，没有其他相当继任人选之际，他便被借重而组阁了。形式上，他既不是法西斯派，更不是现状维持派。但是他的政策是想站在法西斯的立场来笼络政党。他虽然口口声声要根据宪法，尊重政党，但实际上却在为法西斯出力。他的最大目的是欲从观念上去改造政党，使其法西斯化。然而，具有悠久历史与社会基础的日本政党，在其社会基础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以前，要想他与法西斯同化，自属不可能之事。本年1月13日政友会议员河野在议会中提出质问谓：“平沼内阁为日本有史以来最不孚众望的内阁，因平沼内阁为近卫内阁之延长。近卫既失人心，平沼安能挽回。”足见议会对平沼内阁印象之不佳，与其自身前途之恶劣了。
最近敌关于参加德意军事同盟问题，更使敌寇政治有趋于破裂之危险。急进的少壮军阀如建川桥本，法西斯的外交官如白鸟大岛，以及中野正刚武藤贞一等右翼法西斯团体，都是极力主张参加。另一方面西元寺元老，汤浅内府，松平宫内大臣等重臣，及池田成彬结城丰太郎乡城之助等财阀，都反对参加。政府对此迄无明白决定。据一般观察，敌寇参加德意军事同盟。只是时间问题，而参加的途径，不外下列二种：（一）反对参加的元老重臣财阀等失势；（二）在法西斯少壮军阀的不满之下重演“2.26”的流血惨剧。
六 结语
总之，两年来抗战的结果，已使敌政府的威信丧失殆尽，社会基础发生动摇。在目前敌国的整个社会中，已布满了危机，到处表现着崩毁灭亡的前程。自然，日本军阀的无理蛮干，已经丧失了理智的判断，所以尽管它已深深陷入泥沼之中，但仍不惜逞其兽性以作最后的挣扎，直至整个的崩溃灭亡为止！(朱代杰，原载《扫荡报抗战二周年纪念特辑》，1939年7月，p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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