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懈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探索正确的政治道路的选择
——纪念“福建事变”80周年
来源：农工党上海市委会 时间：2014-04-08 04:31:00 编辑：郭岩
80年前的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一批民主人士，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了抗日反蒋事件“福建事变”，简称“闽变”。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晓峰曾评价“福建事变”，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bet36体育官的前身）历史上一件震惊中外重要历史事件。“闽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但由于内外原因多种因素，仅存50多天的“福建事变”失败了。
“福建事变”由来
十九路军原为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后扩编为第十一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先后参与了新军阀间的混战。1930年8月，编成了十九路军，由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下，广大官兵对蒋介石对内“剿共”、对外妥协的政策逐渐产生了不满，爱国热情也日渐俱增。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人由于他们的抗日要求和行动得不到蒋介石政府的支持，与蒋的矛盾日益激化。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过程中，十九路军英勇善战，重创了侵华日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但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还是与日寇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不仅如此，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还因为顽强抵抗，遭到了蒋介石的训斥。“一·二八”结束后，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十九路军因坚持抗战而被蒋介石驱赶到闽赣前线“剿共”，于是，他们对蒋介石的行为就更加不满了。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了山海关，并向热河发起了进攻，蔡廷锴主动请缨抗日，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
6月1日，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签字后的第二天，蒋、蔡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出卖华北。
7月间，正当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十九路军进占福建连城、朋口等地时，遇到了红三军团主力的阻击，损失惨重，“剿赤”军事失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认识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放弃了抗日与“剿赤”并行的方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决心走抗日反蒋的道路，并受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共同抗日三条件”号召的感染，采取联合共产党的步骤，选择了走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的道路。期间，先后两次派陈公培作为代表到苏区与红军联络，陈铭枢从欧洲返国后，也积极奔走于港闽，联合黄琪翔领导的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bet36体育官的前身），和国民党内李济深、陈友仁等人联络各方反蒋力量。
10月初，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黄琪翔等人酝酿反蒋日渐成熟。
10月26日，十九路军派徐名鸿代表至江西瑞金与苏区中国工农红军潘汉年代表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为“福建事变”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福建事变”起事
1933年11月初，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先后由港抵闽，与十九路军将领及地方人士在于山戚公祠“补山精舍”举行秘密会议，18日又在鼓山“迥龙阁”召开紧急会议，对发动事变时间、方式及新政府的纲领、政策等重大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在福建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和地方知名人士陈耀焜、何公敢、林植夫、萨镇冰的大力支持下，11月20日上午9时，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团由黄琪翔、徐名鸿、戴戟、方振武、陈耀焜（福建国民党负责人）、何公敢（福建知名人士）、章伯钧、彭泽湘、梅龚彬、李章达等17人组成，推举黄琪翔为主席，宣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权，并通过了12项决议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议，“闽变”举事。
当晚，大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次日，陈、李、蒋、蔡等联名通电宣告集体退出国民党。
11月22日，福建人民政府宣布正式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方振武（未到后改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设军事、经济、文化委员会及外交、财政部。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更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两横条中嵌黄色五星为国旗，发表《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宣言》及《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政纲》等文件。
11月24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27人随后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发起成立“生产人民党”，以陈铭枢为总书记。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制定发布纲领、命令、宣言、条例、草案、通则、通知数百件，在政治上主张实现国内各民族平等权利，反蒋抗日；在经济上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保护工商业，奖励工业建设，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对外主张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整编部队。
“福建事变”爆发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各地民众集会，通电拥护并寄予期望，但同时也遭到蒋介石政府的舆论攻击和军事镇压。
12月下旬，由于蒋介石大肆反宣传，并亲自坐镇建瓯。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二、四、五路军7个师及调动海军十余万重兵围攻，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后被蒋军占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1月15日蒋军占领福州，还派遣特务、说客进行内部收买、分化瓦解、倒戈。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
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加之“闽变”策划者的动摇性与软弱性，内部不团结，矛盾逐渐尖锐化。发布的政纲仅停留在口头文字宣传上，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自陷孤立，得不到外援。嗣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逃往香港，第十九路军的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加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继续把中间势力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
1934年2月，由于内外原因多种因素，仅存50多天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福建事变”启示
在外患内忧严重时刻，十九路军将领们毅然与对外不抵抗、对内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者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决裂，试图创建抗日反蒋的新政权，孤立与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战力量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对日后的“西安事变”产生了影响。十九路军，因“福建事变”而名垂史册；十九路军，也因“福建事变”而成为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曾深情地对蒋光鼐先生说：“没有你们那时的人民政府，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人民政府。”周恩来总理也说：“你们十九路军对中国人民做过两件大好事，一是在上海抗日；二是在福建反蒋。”
福建事变试图建立抗日反蒋政权虽失败，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对后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有积极意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抗日反蒋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反蒋抗日的一面光辉旗帜。
“福建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高涨的反蒋抗日运动和国共“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bet36体育官的前身）历史上一件震惊中外重要历史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局部抗战阶段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事件，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之一。它虽然仅历时50多天，便在悲壮的旋律声中落下帷幕，但是，历史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福建事变”作为反蒋抗日运动的里程碑和西安事变的序曲而一同载入史册。
“福建事变”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而且为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也给我们bet36体育官的后辈留下不少启示。这些启示可以从一个侧面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必然性的认识，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的丰富历史内涵的了解，增进对新时期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也是有所裨益的。
“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走上正道的。这是因为，正道不是笔直又笔直的，而是要经过艰难困苦的探索和奋斗才能取得的，甚至是要付出流血牺牲代价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福建事变”是十九路军和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民主革命人士不懈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探索正确的政治道路的选择。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民主革命人士的艰辛革命历程表明，尽管各人的信仰和身份地位不同，立身立言立德的方式也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也是共同的：拥有一颗博大而又真诚的爱国爱民之心，是走上“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正道的重要前提和必备条件之一。
bet36体育官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亲密友党。学习和回顾“福建事变”和农工党奋斗的光辉历程，结合历史与现实，进一步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继承和发扬农工民主党“爱国、革命、民主、正义”的优良传统，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我们的复兴之路、追梦之旅。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国梦传导正能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王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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