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殉难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_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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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殉难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

来源：农工党江苏省委会　时间：2016-04-19 01:18:00　编辑：胡文生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于其主要创始人邓演达的被害，以及策动、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在组织上连续遭受严重挫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仍然高举邓演达的旗帜进行革命斗争，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福建事变”失败后，又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这两个非政党组织，在艰苦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是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民主革命运动的延续。

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民权保障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民主革命运动的延续[1]”。1932年12月29日，成立了以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该组织的成立与邓演达的被害有直接关系，“数年前，邓演达先生在上海被捕时，宋庆龄女士千里迢迢从德国赶回上海，同蔡廷锴先生共同组织救济会。但救援无效，邓演达终于被处死刑。……于是，宋庆龄女士与蔡元培先生商量，并得到杨杏佛先生及其他青年学者的赞同，于今年成立了这个大同盟。大同盟的目的，是为了营救政治犯[2]。”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性质，“不是一个政党[3]。”

（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以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正式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下午四时，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出席会议的中外记者有30多人。宋庆龄因病未到会，会议由蔡元培和杨杏佛主持。

蔡元培在会上宣读了宋庆龄代表同盟发表的书面谈话，希望新闻界同仁与保障同盟盟员“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且要忠诚地合作”，“共负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我们的组织的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本同盟首先关切的是援助那些拥塞在监狱中的大量的无名无告的政治犯。你们新闻界当然知道有无数同胞被非法逮捕与监禁，知道那些中世纪的残余——秘密军事法庭的存在。你们对这些暴行将熟视无睹，不加抗议呢，还是将全心全意与民权保障同盟共同努力，为这些无数无人保护的不幸者主持正义呢？”“我认为一个坚强而勇敢的新闻界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来在舆论方面兴起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正义的潮流[4]。”

杨杏佛报告了会务。他说，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距今只有半月。本应在国内各重要都市设立分会，由各分会选举代表三至五人，组成同盟全国委员会作为同盟的最高权力机关。但目前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尚未召开，先由同盟全国执行委员会代行同盟最高执行机关职权。

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祖籍江西玉山，生于江西清江。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赴美，先后入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其间，与任鸿隽、胡明复等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1918年回国，1924年往广州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在沪主办《民族日报》，参与组建中国济难会。次年4月，任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被推为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委员、执委。1928年，任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处长、副院长，负责中小学教科书审定，提倡教育改革。同时筹组中央研究院，后任该院总干事，力倡学术自由，罗致与保护进步学者，谋划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组设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科研机构。1930年，秘密参加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人负责中央直属区工作，主要任务为争取蔡元培、于右任等上层人士和教育、科技界知识分子[5]。是一个“加入第三党（樊振注：中国国民党亦称第三党），与邓演达先生情感甚厚，誓死为党中努力，始终不变”的人物[6]。杨杏佛参加“第三党”后，背着妻子赵志道经常参加秘密活动，又因工作需要，与社会上众多男女交往，因而引起赵志道的误解，以致婚姻破裂。1931年春，他们“协议离婚”，杨杏佛一人迁居上海亚尔培路331号楼下西侧一室。虽然后来，每星期天儿子杨小佛陪父亲玩耍，杨杏佛与赵志道感情和好，但他仍将主要精力投入革命活动中[7]。

临时执行委员会的分工是：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宣传主任林语堂。招待会后，将在上海公开征求会员，正式成立同盟上海分会。同时他宣布委托著名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之教授筹建北平分会。他表示，希望与会记者了解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和组织，以身作则地踊跃入会。《申报》经理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在会上发言，表示拥护同盟主张。《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这次招待会后入盟，并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即刊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单刊》，及时印发重要文件。美国记者伊罗生于1932年1月13日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也是同盟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该刊前23期为英文刊物，后改为中英合刊。伊罗生加入同盟并被推为执委。同盟存在期间，《中国论坛》实际发挥了机关报的作用。史量才主办的《申报》也是同盟的宣传阵地，同盟的重要文件和活动都能及时在该报发表。

民权保障同盟的总会设在上海。分会设在北平。选出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王造时等为委员，他们对于德国法西斯镇压民权，破坏文化的行径，向其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同时，掀起释放政治犯、反对蹂躏人权和杀戮，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民主化运动。开展了营救当时被非法监禁、拘留的许德珩、侯外庐、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政治犯和左翼作家以及3名抗日学生、13名抗日邮政工人、20名天桥抗日会员的营救运动。这些活动得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积极支持。

1933年1月，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邹韬奋、许申、吴汉祺、陈彬龢、林众可、郭蔚然、胡愈之、周建人、王造时、郑太朴等16人。会议由蔡元培主持，邹韬奋记录。会议选举了组织领导机构，执行委员：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龢、胡愈之、鲁迅等9人。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3人：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由于民权保障同盟全国大会没有举行，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同时兼任上海分会的执委，所以“开会时总是和上海分会开联席会议[8]。”为便于分会开展活动，3月18日，上海分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会员大会。会议决定兼任上海分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七人辞去上海分会执委职务，另由会员中选举七人充任。经杨杏佛提议，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的名义，参加了国民御侮自救会。

1932年底，李济之由北平到上海，对同盟宗旨极表赞同，因此入会，并受同盟委托在北平建立分会。胡适1933年初也到上海，他对同盟之建立“甚为赞成”，并经人“介绍加入。”李、胡二人回北平后即着手筹建北平分会。是年1月中旬开始，北平分会由胡适、蒋梦麟、江绍原、李济之、任曙天等负责筹备。总会总干事杨杏佛于1月24日由上海到北平，名义上是视察中央研究院在北平分设的历史、语言、地质、心理等研究所，实际是为组建北平分会，并营救关押在北平各监狱的政治犯。经过半个月的筹备，北平分会于1月30日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由杨杏佛作报告说：“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本会最近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宋庆龄女士及蔡元培先生。初不过营救几个人，有的是私人关系，而政府感到头痛，社会上一些人也认为多事。后来经几个人商量结果，集中全国力量扩大组织。迩来上海报馆数十家被当局封闭，北平当局也拘捕了许多政治犯，故感觉有在各地成立分会的必要[9]。”杨杏佛报告中提到“初不过营救几个人”，主要就是指营救邓演达的活动。许德珩介绍了被捕及被营救的经过，他是被杨杏佛等营救出狱后即来参加的。北平分会成立后，于2月1日召开了执委会，会议选举胡适为主席，李济之为副主席。会议还通过了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行政院和监察院的两封电报，要求对顾祝同“免职查办”，“彻底弹劾，以重法治，而维人权”。胡适动摇，公开发表文章攻击同盟，向国民党表白心迹的文章。于3月3日被开除盟籍。宋庆龄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批判胡适散布反对同盟的种种谬论，进一步阐明同盟的政治主张[10]。

（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活动　

【营救政治犯】1932年7月11日，宋庆龄、杨杏佛和斯诺、史沫特莱等中外知名人士发起牛兰失妇营救委员会。牛兰是国际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1931年6月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以“共产党嫌疑罪”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7月17日，宋庆龄和杨杏佛由沪赴南京，前往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探望牛兰夫妇。此时他们绝食半个月。

经交涉，使牛兰夫妇得以具保就医。10月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人联合发表了要求释放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呼吁书。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第三党）等都是著名进步教授，北平著名救亡团体“北平左冀教师联盟”成员。他们于1932年12月中旬被捕。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就以同盟筹备会的名义打电报给蒋介石、宋子文、于学忠，强烈抗议要求“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11]。”许德珩获释出狱后，被邀参加了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北平分会执委。1933年1月20日前后，马哲民、侯外庐被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罪名，各判两年零六个月徒刑。4月26日，同盟临时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于侯、马上诉期间，聘请律师继续营救。因此，马哲民、侯外庐在狱中实际不到一年即获释出狱。1933年1月21日，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宣传共产罪”枪决镇江《江声报》经理兼记者刘煜生，查封该报。民权保障同盟两次声明谴责暴行，要求南京当局速将顾免职惩办，公布所谓“宣传共产”文章并派员调查此案。

1933年1月10日，北平军人反省院在押人致函民权保障同盟，控诉非法被捕且遭虐待。30日，到平慰问抗战伤兵、组建同盟北平分会的杨杏佛走访张学良，谈北平政治犯待遇问题。31日，杨偕胡适、成舍我探访北平陆军监狱、军人反省院，见到在押的中共党员薄一波、刘澜涛等，并将他们狱中受虐待的材料带出发表，向社会揭露。3月24日，陈赓来沪就医不幸被捕；28日，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因叛徒告密被捕。30日，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指出罗、余、廖、陈等被捕系间谍告密，空言不可定罪，应立刻释放廖承志等。廖不久获释，其余四人押禁南京。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政治犯营救委员会，4月5日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及律师吴凯声赴宁继续营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司法部部长罗文干来饭店访宋，宋、杨等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和改善狱中待遇等四项要求。当晚一行分别到卫戍司令部监狱和江苏第一监狱探望罗登贤、余文化、陈赓及牛兰夫妇，宋还将中共一张纸条秘密转交给陈赓。陈赓对蒋有救命之恩，经此营救后获释，同盟委派律师继续营救罗登贤等。5月14日，中共秘密党员、作家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租界失踪，不久民权保障同盟收到匿名信说是国民党特务绑架，于是秘密公开，引起轰动。23日，蔡元培、杨杏佛等38人联名致电汪精卫和罗文干要求释放丁、潘两人。随后又成立专门营救委员会，展开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声援下，丁、潘两人先后获释。

营救工作是大量的。山东旅平同乡会冯峻五等给民权保障同盟写信，请求营救因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关系在济南被拘禁的袁春霆等30余人。1933年2月8日，民权保障同盟致电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据山东旅平同乡冯峻五等呈称，其戚友袁春霆、徐哲、刘芳兰、辛大立、颜子安、吕洪滨、赵天泽等三十余人，因参加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嫌疑，于去年三、四月间在山东被捕，叠被严刑拷讯，至今尚羁押于军法会审委员会。查所谓国民党行动委员会久已消灭，因此案被拘之袁春霆等务望即予释放或交法院公开审判，以重人权而张公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蔡元培[12]。”同时，还致电国民党交通部，要求惩办北平邮局邮务长巴立地，因他勾结军警非法拘捕北平邮务工会抗日会执委13人，并要求将13人立即释放。4月下旬，蔡元培等写信给汪精卫，营救被捕的罗章龙。5月15日化名施义的中共著名领导人邓中夏在上海被捕，宋庆龄亲自找史良为邓中夏出庭辩护，进行营救。同月，宋庆龄和蔡元培为被处死的福建龙溪民众教育馆馆长及抗日会常委林惠元申冤昭雪。

【参加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妄图进而占领整个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中共江苏省委为领导这一运动，决定在上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为了能公开活动，吸收更广泛的人士参加，特请宋庆龄做会长[13]，并由民权保障同盟出面主持发起。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的社会团体有28个，各团体代表、知名人士及新闻记者60余人。宋庆龄在大会上演说，她号召抗日群众团结，反对国民党的妥协，并反对一切阻碍一个真正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种种恶企图。提出：“在全国各城市乡村我们应一致奋斗的要求：1.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和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收复满洲热河、保卫中国；2.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3.人民的民权（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立即恢复，革命分子的监禁酷刑与杀戮应立即废止；4.停止向全国苏维埃区域的进攻。中国的苏维埃政府不但已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并且提议与任何军队合作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假使停止向苏维埃区域进攻，恢复人民的民权，许人民武装[14]。”

大会主席李剑华论述了因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之加紧而引起的统一反帝战线的必要。杨杏佛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演说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之不可分离[15]。会议决定，国民御侮自救会办公处暂设上海环龙路四十三号吴迈大律师事务所内。由于国民御侮自救会提出了武装抗日民众等过激主张，并跟外国洋行签订了购买枪支的合同[16]，使国民党既怕又恨，所以该会成立不久，租界当局即搜查了该会办公处，接着又在浦东捕去了该会四名成员。

4月12日，同盟开会推沈钧儒律师去租界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捕者。5月初在“五一”游行中，御侮自救会再次大暴露，总会和分会均被国民党政府取缔。但自救会在民众中却发生了重大影响。

【筹备和举行远东反战会议】1932年底，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团来华，重新调查日本侵略东北事件，同时在中国召开远东反战会议。由于宋庆龄是世界反战委员会的名誉主席，也是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民权保障同盟从1933年2月就开始筹备这次会议。这也是同盟与中共合作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7月下旬成立了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主持的筹备委员会，宋庆龄以筹备会主席名义，亲自签发了上海市各团体的委任书。8月，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先后给民权保障同盟及宋庆龄拍来贺电，誓为大会“有力后盾”，并以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向大会献礼[17]。这时同盟已停止公开活动，负责大会具体组织工作的是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冯雪峰。

8月18日，世界反战委员会调查团一行四人到上海。国民党当局不准登岸。宋庆龄蔑视禁令，亲自到船上去欢迎这些从欧洲来的反帝和平战士。共产党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队伍，欢迎国际代表的到来。国民党极力破坏大会召开，他们监视国际代表，先后逮捕参加大会的代表数十人。9月30日，经过精心筹备和布置，远东反战大会在沪东大连湾路一幢楼房里秘密召开。大会推选宋庆龄、三名国际代表、一名工人代表、一名苏区代表、两名义勇军代表组成主席团。宋庆龄任执行主席。大会还选举毛泽东、朱德、片山潜、鲁迅、高尔基、巴比塞、季米特洛夫、伏洛希洛夫、罗曼·罗兰、德莱塞、台尔曼为名誉主席。宋庆龄主持大会，并作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18]的报告，她分析了时代特点和世界的形势，指出：“目前是资本主义制度垂死的时代。”“资本主义者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准备进行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新战争。“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找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她指出：“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她揭露了国民党腐败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及野心。指出，“国民党背叛了1925—1927年的群众运动，并且自那时起，一贯地采取屠杀工农、敌视苏联、向帝国主义摇尾乞怜的政策。正因为国民党采取了这个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能够顺利无阻地侵略中国，夺取东北，深入控制华北。而且现在正野心勃勃地向南窥伺，图谋攫取全国”。“国民党还在削弱我们广大群众的抵抗力。国民党对于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何形式的运动，都予以镇压。”因此，“我们在进行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必须为建立真正的中国人民政府而斗争。这样的政府只能由工人农民自己来组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给中国劳动人民指示了出路[19]。”

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远东反战同盟中国分会，宋庆龄被选为主席，与会代表为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法西斯蒂的决议宣言》《反对白色恐怖的决议》《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的抗议书》。10月2日，上海许多报纸刊登了《反战会议秘密开会》的新闻，并详细刊载会议的通电、宣言、决议等文件。深深地振奋和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救亡御侮的斗争。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开始迫害犹太人。5月13日，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赴上海德国领事馆，代表民权保障同盟递交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这一抗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外，同盟还于2月17日组织了欢迎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萧伯纳旅沪活动，宋庆龄亲自出面安排接待，主要作陪者大都是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

【杨杏佛被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结束】。民权保障同盟的建立及其活动遭到了国民党忌恨，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破坏。早在同盟建立之前，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就指责蔡元培、杨杏佛保释牛兰，要求释放陈独秀是“为清议所不直”，替“反动张目”。因此，“特予警告[20]。”同盟成立后，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专门开会，决议认定：“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大同盟，发表宣言，妄保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有乖中央委职权，应请中央解散该非法组织，并予蔡、宋等以警告。本会并通电全国，一致主张[21]。”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公开指为“非法组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控同盟主要宣传阵地《中国论坛》为“诋毁我国”“复以中英文本发行，低毁尤甚”。因此市府曾函“禁止”，并指令“再函禁止”。[22]国民党在威胁压迫同盟的同时，还制造种种谣言对同盟进行攻击，说同盟集中“一群灰色动物”[23]，“是一个最复杂的组织”，“依旧抱住国际共产党的粗腿[24]。”

民权保障同盟的所为，给困境中的中共帮了大忙，也因此遭到将“剿共”，视为第一要务的蒋介石的仇恨。蒋要扼杀民权保障同盟，自然会将注意力聚焦在杨杏佛身上。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后，无不与杨杏佛相关联，每一具体操作与执行都有他的份。宋庆龄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她被誉为“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她在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蒋介石既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蔡元培的道德威望也如日中天，不仅在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政界，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当中，在国际上也享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缺少了杨杏佛的热情、执着和实干精神，同盟的工作恐怕也要大打折扣，至少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效率，在短短半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卓著，影响巨大，让当权者忍无可忍，终于动了杀机[25]。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宋庆龄在杨杏佛被害后发表声明：“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我们应达到的目的[26]。”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杨杏佛被害后失去了一位组织家、实干家，活动无法进行，因此民权保障同盟也就无形中解散了。

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陈友仁（第三党）、徐谦（第三党）等倡导组织的[27]。其总部机关设在香港。

（一）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十九路军的上层领导人士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与李济深、黄琪翔等于1934年2月下旬陆续撤到香港，继续酝酿开展反蒋抗日斗争，并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福建革命政府诸领导人到港后，许多人出国考察游历，只有李济深和陈铭枢留在香港。李济深派人四处搞反蒋活动。“陈铭枢和他的亲信胡秋原、梅龚彬等筹备组织一个政党[28]。”但由于人员分散，未能及时建立。

1935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是年春，蔡廷锴考察欧、美归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经常与蔡聚会，“谈论国事”，他们认为：“目前中国应走之路，唯有‘抗日’之一条出路，全国上下所应知者，则为：捐除以往一切成见，摒弃自私、倚赖、苟安、怯懦之心理。集中全国人才力量，一致奋起团结作民族斗争。”他们还对“各种革命条件互相分释明析”，认为组党条件成熟。不久，“李任潮先生就召集干部会议，决定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29]。”1935年上半年，中共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李济深、陈铭枢等的建党活动。

1935年7月25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30]。大会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及同盟的基本政治主张和斗争任务。通过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会议推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第三党）、冯玉祥、方振武、陈友仁（第三党）、李章达（第三党）、梅龚彬（第三党）、陈希周、翁照垣为中央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实际上李、陈、蒋、蔡是核心人物。因此外界都认为大同盟的“最高领导人物是四大巨头”。总部设于香港，“下设7科：组织、宣传、军事、民运、总务、海外、不管。由陈［希周］、梅［龚彬］、叶［挺］、宣［侠父］、彭［泽民］……等分任[31]。”在成立大会上，李济深首先喊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与会者先是鼓掌通过，继而一起跟随着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32]，场面极为热烈。同盟把各机关均设在了香港，在李济深回广西老家时，蔡廷锴、蒋光鼐先后代理同盟主席。由于同盟较为秘密，它也曾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同盟和中国人民革命同盟[33]。

由于民族革命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是素有抗日爱国传统的十九路军将领和著名国民党民主派，所以它一建立就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美联社及路透社都作了报道。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也以《抗日统一战线中添一劲军十九路军等组织民族革命同盟》为题，作了报道：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李济深等，“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仍积极一致团结，从事抗日讨蒋救国之运动，最近因日贼猛烈进攻，南京继续妥协，亡种灭族无日之时，彼等鉴于不扩大组织，不足以负救亡图存之使命，业已组织民族革命大同盟，宣言中指出，日贼野心和阴谋及南京政府卖国误国事实，继续淞沪抗日及福建政府未竟之事业，继续奋斗[34]。”

1935年10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去信，通报了中国方面几件比较重要、比较紧急的事情，其中说到十九路军集团同其他集团一起组建新党，表明中国反帝统一战线取得新成绩。其纲领，王明援引塔斯社的报道说：在称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新党创始人预备会议上制定了以下纲领：认为该党存在的主要目标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府，该党将为实现以下纲领而奋斗：1.推翻南京政府。2.集中全国力量完成国民革命。3.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收复被占领土。4.武装民众。5.征召爱国士兵进行抗日战争。6.抵制日货并时其实行高级关税。7.反对独载和白色恐怖。8.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自由。9.反对卖身投靠的国民党官吏、豪绅和长老。10.消灭封建主义。11.消灭“蓝衣社”。12.拒绝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缴纳一切捐税。13.取消一切附加捐税和非法勒索。14.反对旧礼教（孔教、佛教和道教）。15.普及教育[35]。”

（二）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主要活动　

大同盟组织的总部在香港，但它在国内外都广泛开展了活动。宣传部部长梅龚彬是大同盟中活动最积极的人物。大同盟建立后，就筹备出版了同盟的机关报——《大众报》。又创办了一个理论性的月刊——《民族阵线》，由梅龚彬自任主编。这些报刊都积极宣传抗日反蒋内容，出版后，一方面在香港和海外公开出售，同时派人运到广东、广西、上海、福建等地销售，还寄往全国各地图书馆和各大学的学生团体，以扩大影响。“该报当时销售量极大，民众极表同情，我每日早起必先看完《大众报》，然后做其他工作[36]。”办报刊的经费，除多方筹集外，得到了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由于他们与中共关系密切，中共在巴黎的汉文报纸《救国时报》也是他们的一块重要宣传阵地，他们有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都在该报上发表过。因此，大同盟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

大同盟还“在上海设一个通讯社，里面有王亚樵等人，都是反蒋的”，负责香港与内地的联络工作[37]。行政院院长江精卫执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陈铭枢叫第三党的王亚樵组织孙凤鸣等刺杀蒋、汪两人，乘照相机会刺杀。蒋没有去照相，孙凤鸣开枪击伤汪精卫。事发后，王亚樵等四五人到香港，因为此案，香港的警察虽不入屋搜查，但总是在屋顶盯梢。香港政府威胁李济深，李只好“带了万灿、詹显哲、吴迈、王亚樵等人跑回广西家里住。广东广西都是半独立的，当然还是掩护我”。不久，王亚樵在梧州被暗杀。大致经过是：刺杀汪精卫案发后，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第三党）在香港被捕，余之妻很年轻。亦被捕，以后被香港政府收买，余妻和广东郑介民联络好了。她到梧州去找王亚樵，住在河边的客找里亚樵时时去那里坐坐。有一晚上，她把亚樵引诱到一个地方，把亚樵暗杀了，广州派来的船，即将余立奎之妻带走了。“我们那时警惕性非常不够，真儿戏得很[38]。”

大同盟极注重征集盟员发展组织的工作。“十九路军袍泽及许多政治上文化上坚卓不拔的朋友现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中坚者[39]。”同时广泛发展成员，其组织工作“展开甚为顺利，各地军政当局亦甚注意，各地民众则多表同情加盟，尤以海外华侨更为热心踊跃[40]。”

同盟在内地也有组织活动，在广东、广西、上海等地都有地方组织活动。在同盟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它的成员及组织活动遍及国内外。同盟成员发展对象为国民党军政人员、华侨、文化教育界人士。

1935年10月，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大同盟仍与其保持友好的合作关系，在两广事变以及抗日战争初期，在许多问题上相互协商，保持一致。年底全国出现救亡运动高潮，大同盟和第三党积极参加了华南地区的救国运动。

“自卢沟桥及上海事变发生后，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毅然作神圣之自卫战争，我民族已呈现空前未有之统一”，为团结、互助，无党无派，都赤诚相见[41]，乃于1937年10月25日，“经最高会议议决，正式解散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之组织。”10月30日，发表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樊振)

参考文献

[1]（日）菊池贵晴著：《中国第三势力史论》，刘大孝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页。

[3]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2年11月于上海），《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页。

[4]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上对新闻界发表的谈话》（1932年12月于上海）。

[5]许为民：《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第12卷（1991）第2期，第49页。

[6]《杨杏佛案“真相”》，《大美晚报》1933年6月27日。此件为鲁迅所藏剪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6、137页。

[7]杨宇清：《杨杏佛传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九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2页。

[8]邹韬奋：《经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26页。

[9]《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北平晨报》1933年1月31日。

[10]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1932年11月于上海），《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2页。

[11]《申报》1932年12月18日。

[12]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3]《党史通讯》1987年5月17日。

[14]《中国论坛》第2卷第三期，1933年3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42页。

[15]《中国论坛》第2卷第3期，1933年3月27日。

[16]杨杏佛遇难后，在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账户上，发现过一张他定购枪支的订单。

[17]《红色中华》第106期。

[18]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19]《为新中国而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5、67、70页。

[20]北平《民国日报》1932年11月3日。

[21]《申报》1933年2月12日。

[22]《晨报》1933年2月16日。

[23]《社会新闻》第2卷第8期，1933年1月22日。

[24]《社会新闻》第2卷第28期，1933年3月24日。

[25]傅国涌：《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炎黄春秋》2001年第9期，第26—27页。

[26]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1934年于上海），《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3页。

[27]《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1937年10月30日。

[28]彭泽湘：《自述（原稿）》，第17页。载：《党史研究资料》第一期（总第66期），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1983年1月20日，第7页。

[29]《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8、439页。

[30]关于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的时间说法不一。梅龚彬回忆为1935年秋，《蒋光鼐生平大事年表》认为是7月下旬，《陈铭枢生平事略》认为成立于8月，蔡廷锴则回忆同盟成立“时当夏令”。据1936年7月25日《救国时报》所载，陈铭枢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一文中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已经成立了整整一年了”和“在去年今日，同盟成立的时候，我们宣言”等提法，推断大同盟成立的具体时间应为1935年7月25日；而成立宣言和纲领也应为成立大会提出，因为纲领的主要条文也是宣言的一部分。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新民主主义时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31]《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张执一编：《抗战争中的政党和派别》（补正本），读书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109页。

[32]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33]潘敬国：《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考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第62页。

[34]《救国时报》1935年12月14日。

[35]曾成贵：《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构中的作用》，《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第69页。

[36]《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9页。

[37]《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第46、47页。

[38]《广东文史资料》第26辑，第47页。

[39]《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40]《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41]《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大公报》）》，包清岑编：《抗战文选》第二辑，1938年5月版，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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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殉难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立及其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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