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党策动“一·二八”淞沪抗战
来源：团结报 时间：2015-02-10 04:18:00 编辑：郭岩
1932年6月22日，上海各界在大华饭店设宴欢送十九路军
1951年，时任农工党中央主席章伯钧在谈“农工民主党历史情况”时说：“1932年‘一·二八’抗战，与我党幕后策动关系很大。十九路军赣南大战后，调回京沪一带，蔡廷锴有英雄气概，有正义感，与黄琪翔私交甚厚，重要问题非与黄商决。蔡居沪数月，时中日关系紧张，蔡、黄认为只有奋起抗战，才能挽救国家危亡。‘一·二八’前夕，闸北紧张，蔡找黄商议对策，黄力主抗战，和内对外，换言之即抗日倒蒋（蒋不抵抗安内攘外），这样才把十九路军推至抗日战场上。此外，尚有十九路军青年党的将领翁照垣与麦朝枢鼓动吴礼训团长抗战，于是爆发‘一·二八’。但在蒋阴谋下失败了，主持淞沪谈判的郭泰祺遭到学生工人殴打，也是我党发动的，领导人是严正。”
1932年1月23日，十九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紧急军事会议。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时称第三党）党员云应霖等参加，讨论决定应变措施。28日晚，日寇先后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处大举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击。29日，第三党党员陈友仁与孙科、李宗仁等18人，通电全国军民，要求一致猛醒，准备抵抗，同赴国难。
战事爆发后，蒋、汪“既不发兵增援，反想借日本军来消灭十九路军；而且派出黄埔嫡系军队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到上海监视十九路军，并计划在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准备接防。”两师中上级军官，全属黄埔军校一至四期学生，其中不少第三党党员。十九路军需要援兵很急，黄琪翔即派人策动两师中坚分子自动参加抗战。并派在上海的第三党党员余立奎、何自坚领导的救国决死军编为十九路军补充第一团参加战斗。黄琪翔还发动群众，进行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抗战。
率部血战
“一·二八”当天，第三党党员王亚樵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了20个大队，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后改救国决死军，王亚樵居幕后）。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十九路军御倭义勇军参战表》记载：“救国决死军参战人数约千人，统率者为司令官余立奎。”
1月30日，第三党党员、八十七师副师长王敬久开赴淞沪前线，驻杭州的第八十八师由第三党党员、师长俞济时亲率，2月5日前急进苏州集结。俞时师负责江湾镇以北至蕴藻浜以南约七、八公里宽区域的重要御敌任务。11日，俞济时提议并领衔与副师长李延年（第三党党员）等联名通电全国“誓与我十九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16日，第八十七师到达南翔增援十九路军作战。20日，日军向吴淞、庙行地区猛攻，王敬久奉命出击增援，毙伤日寇数千名，伤亡达2900余人的第八十八师在21日至23日三天激战后整补。缩编后相互还不认识的官兵又于25日重赴前线，以血肉之躯向江湾庙行之精锐日军发起猛攻。俞济时亲自上阵，腹部重伤肠穿孔，由此获得国民革命军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日军无法突破十九路军防线，转攻浏河。第三党暨南大学小组成员，发动各方力量，支援十九路军堵击。《第十九路军关于淞沪抗日作战纪要》（1932年４月）载：“余立奎补充团为独立支队，固守太仓城。”据余立奎回忆：“在我们离开太仓时，太仓人民还办一个‘三·一’纪念馆纪念我们。”
声援抗日
为宣传抗日，第三党党员丘哲在上海创办《自卫》杂志，揭露侵华日军罪行。丘哲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帮助父亲誊写稿子。王亚樵命戚皖白等人办《上海闷葫芦报》，鼓动军民抗日。
丘哲经常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如曾宪植（后为叶剑英夫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即住丘家。为张贴中共传单，丘哲安排同乡温某佯作精神病人，带大捆传单到处散发。子女丘宪章（后成为中共党员）、丘雪梅上学时在书包内装满传单，散发张贴。雪梅回忆：“另外还有一位地下党员温健公同志被反动派逮捕，关在马思南路监狱，他患有肺病，身体很虚弱，我母亲每两周一次送药品和牛肉汁、鱼肝油给他，才使他逐渐恢复健康。”丘哲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使他得以重返前线。参与营救工作的丘哲夫人，数次从炮火连天的虹口将朋友们救出，被拘留毒打两个月后，才因查无实据而释放。2月7日，第三党周谷城、梅龚彬、邓初民、潘振亚、方天白、吴景新等人，以及巴金、丁玲等共129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在共产党员冯雪峰帮助下成立“著作者抗日会”，声援抗战。
3月2日，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指出：“上海抗日的军队在月余的血战以后，终于被卖国的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统治工具——用种种欺骗和阻挠的阴谋所断送了！”《宣言》说：南京统治阶级“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无心抵抗，反至勾结招引。”同时发表16项《行动纲领》，提出“立即对日宣战”完成民族革命，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反动势力，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收回已失领土。
支前运动
面对反动当局坐视不援的现实，第三党党员杨杏佛组织中央研究院科技人员，成立“技术合作委员会”，先后为十九路军设计并制作防毒面具、通讯器材和交通等用具。丘哲利用其广泛的海外关系，发动华侨、工商巨贾捐款捐物支持十九路军。时任交通部邮政储金局总办的第三党党员杨建平“将汇业总局巨额资金支援十九路军。”
为使抗战能够顺利进行，杨杏佛还多次与宋庆龄等商量，动员上海各界人民开展捐献和支前运动。发动全市妇女捐制棉衣，10天之内就制成了3万套缝有“胜”字的棉衣送往前线。为收容救济难民，杨杏佛倡议将中央研究院的理工实验馆让出来，作为难民留容所。
宋庆龄赴前线巡视后，即与何香凝着手伤兵救护慰劳工作。在杨杏佛协助下，找到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借得该校房屋，创办了一所有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地处华界，伤兵可不经过租界直达医院，它又面临租界海格路，较易得到各种医疗用品和给养。杨杏佛请史量才独捐5万元为开办费，约集留美在沪医师和中央研究院人员参加服务，并请宋庆龄亲任理事。他自己则与何香凝常到医院慰问受伤战士和医护人员，支持十九路军对日作战。
参与暗杀日军大将
在上海抗日救国决死军中有一个暗杀组织——“铁血锄奸团”，这个组织是由第三党党员王亚樵组织的，专司锄杀侵华日军官兵和汉奸。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南翔后宣布停战。随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双方开始进行谈判。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在上海的日本军政要人决定借4月29日庆祝“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的机会，在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王亚樵等密商，决定采取暗杀行动以破坏日军庆祝。由于日方规定只有日本、朝鲜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可以入场，王亚樵遂命其弟述樵密约与其交情颇深流亡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曾与亚樵追随中山先生）联合行动，并提供经费4万元。选定流落上海的韩国青年尹奉吉执行暗杀任务。4月29日，爆炸成功实施。据《王亚樵先生墓表》记：“淞沪停战，日寇在虹口公园开祝捷大会示威。侵略我国在我国土祝捷，是民族奇耻大辱。公义愤填膺，密派人潜入以定时炸弹惩罚侵略强盗。炸毙日本侵华总司令官白川大将，炸死炸伤日本要员十三人。”
刺杀成功后，王亚樵嘱余立奎等人买下上海法租界圣母院路庆顺里的公道印书社“给韩国同志们自劳自食，暂作栖身之处。”之后，在王亚樵的巧妙安排下，安昌浩等独立党人化装成两个司炉、4名乘警和3位女列车员，同中国铁道人员起，深夜乘往南京的列车，驶出上海。(樊 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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