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密切合作，结成了革命友谊。随着蒋介石、汪精卫等陆续叛变革命，宋庆龄、邓演达等秘密出走苏联，而彭泽民等则选择追随共产党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秘密召开“分共会议”，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被排斥而不得参加。吴玉章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中回忆道：“那晚，我和林伯渠同志在一起等候会议的消息。直到深夜12时，彭泽民来告诉我们开会的情况。”彭老的这一举动，既是与汪精卫等割席断交，也为共产党撤离武汉争取了时间。
 

彭泽民在《回忆“八一”起义》一文中说：“后来，我觉得不能再在武汉停留，便于次日和一班革命同志投奔南昌。”这时，共产党并没有放弃统一战线，还在九江设立接待站。吴玉章回忆道：“到九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来到了。”这些情况，从参加接待的金学成处也可以得到印证，他回忆道：“党派我到九江参加接待赴南昌起义的同志，我们曾接待过谭平山、吴玉章、张国焘、彭泽民、丁晓先等……在九江车站遇到了江苏省的张曙时。”

大革命时期的彭泽民

章伯钧是7月底离开武汉来到牯岭的（位于江西九江庐山），他在《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一文中回忆道：那时的牯岭真是群英毕集，在山上遇见了养病的刘少奇，和前后来山的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张曙时、蔡廷锴、黄日葵、茅盾等人。7月29日，恽代英前来约大家下山参加南昌暴动，于是和林伯渠、吴玉章、黄日葵、恽代英立时雇了五乘轿子下山。除吴玉章留在九江准备接应外，其他人从沙河站上火车，迅速驶向南昌。
 

朱蕴山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一段回忆》一文中回忆道：“在九江时高语罕将党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告诉我。我曾对他说‘我是同意干的，但在武装起义同时，无论如何统一战线是不能丢的’”，“我和吴玉章、高语罕等人在1927年7月29日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前往南昌。”

在南昌，许多人员下榻在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和心远大学、系马桩等处。彭泽民回忆道：“到了南昌后，我和刘伯承将军同住在一处。”朱蕴山回忆道，起义前一天晚上到达南昌，住在南昌大旅社（现在的江西大旅社），“我住在二楼，房间号码已经记不清了”，吴玉章同志也住在那里，“周总理和军队一直在一起，也常去江西大旅社，我们到南昌后他就来了。”
 

随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起义工作。起义能顺利进行，与谭平山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坚持如期发动有重要关系。朱蕴山对谭平山有一段评价：“南昌武装起义时成立革命委员会是谭平山在开会时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武汉时就想搞，到南昌后，除周总理、贺龙同志外，起义过程中谭平山还是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

 

南昌起义当天，《南昌民国日报》头版全文刊登了《中央委员宣言》

起义当天，《南昌民国日报》的头版全文刊登了《中央委员宣言》，这个宣言是南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一个重要文件。宣传指出：“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参加署名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
 

实际上，宋庆龄、邓演达正在赶赴苏联途中，并未参加南昌起义，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左派身份得到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故此把他们的名字也列在其中。
 

8月1日上午，在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中委、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其中，谭平山、彭泽民作为中委，张曙时作为江苏省党部代表，邹敬芳作为湖南代表，朱蕴山作为安徽代表，肖炳章作为江西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张曙时等25名同志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等7名同志为主席团。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贡院西侧举行革命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
 

起义过程中，章伯钧被任命为起义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在主任郭沫若未到任之前代理主任职务，并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和南昌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等。
 

参与起事的农工党先辈中，担任其他职务的还有：张曙时任党务委员会主席，彭泽民、朱蕴山任委员；许甦魂、邹敬芳、肖炳章任秘书厅秘书；邹敬芳任财务委员会委员；李小青任农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谭平山、彭泽民和林伯渠、方维夏、徐特立、高语罕、廖乾吾、姜济寰8人因年岁较大，被人们风趣地称为“八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行军途中，彭老还施其特长，为伤病员治病，得到了大家赞赏。关于这段历史，萧克将军在回忆录中两次提到彭老演讲的故事，一次是在宜黄，一次是在两次会昌大捷后回师瑞金途中，这位须发斑白微呈老态的长者，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一伙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罪行，愤怒地呼喊“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激起队伍愤慨，全场响起一片“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声。大家听了彭泽民一席话，好像来了一阵清风，令人心爽。陶铸同志、朱其华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对彭老也是极为钦佩，这里不一一详述。

南昌起义失败后，彭泽民、谭平山、章伯钧等流落港澳，朱蕴山等到了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处分了一大批党内干部，谭平山受到最严厉的处分，直接被开除党籍。这时，朱蕴山、章伯钧等也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7年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署名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亦称《莫斯科宣言》）在莫斯科发表。在国内的谭平山、章伯钧、朱蕴山、张曙时、肖炳章等积极响应，并以谭平山为负责人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bet36体育官前身）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
 

邓演达回国后，于1930年8月9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邓演达任总干事，25名干事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就有彭泽民、章伯钧、朱蕴山、肖炳章、邹敬芳5人。此外，参加过起义的李小青是临委会江西省组织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任起义军25师师长的周士第将军也一度加入临委会黄埔革命同学会，并受邓演达委派参加南方局的组建工作。
 

大浪淘沙，经过南昌起义洗礼的谭平山、章伯钧、彭泽民、朱蕴山等后来成为杰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周士第为开国上将；许甦魂不幸被害，成为革命烈士；肖炳章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于1946年病逝；李小青为农工党江西省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参加了农工党五干会议。
 

八一，为参与起事的农工党先辈点赞！（常云岐）